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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被告人舒某宏为中标某高速公路湖北段某工程项目，根据湖北省某厅装备财务处调研员李某(另案处理)和该厅工程养护科原科长兼该施工项目评标委员会委员马某(另案处理)提供的信息设定投标价，并请马某在评标时予以关照。同年12月，舒某宏以某路桥公司名义中标该项目，中标价1.4亿余元。嗣后，舒某宏以个人名义送给李某、马某好处费共计1120万元。

他建议，一方面要拓宽贿赂犯罪的对象范围，对贿赂犯罪的相关法条进行修改，将刑法中的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调整为“贿赂”，使之能涵括财物、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在内，这样有利于堵塞贿赂犯罪刑事规制的漏洞；另一方面要将“为谋取正当利益而行贿的行为”纳入刑事规制范围，行贿罪的本质和危害不在于行为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而要看其是否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

彭新林呼吁，同时要健全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大力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相关单位、组织、机构的衔接联动和协作配合，形成联合惩戒行贿的有效机制，让行贿人一次行贿就付出高昂代价，除了承担法律责任之外还处处受限，从而使行贿犯罪真正成为“高风险作业”，通过联合惩戒的“严治理”架设惩治行贿犯罪的“高压线”。

庄德水认为，在健全完善惩治行贿法律法规方面，首先要树立受贿行贿一起查、罪责一样的司法价值和理念。同时还应该关注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因为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背后大多掺杂着行贿问题各品牌手机优势，所以未来应该及时跟进总结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经验和做法。更重要的是，根据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中行贿犯罪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及时对刑法进行修订，保持刑事规制的适应性。